束云章
束云章（1887～1973年），名士方，字云章，丹阳荆林三城人。清末，束云章就读于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民国4年（1915年）人中国银行工作。民国14年，升任汉口中国银行副经理兼郑州支行经理。民国18年，任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
北伐后，郑州豫丰纱厂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行将倒闭。该厂亏欠中国银行债务很多。于是，束云章拟订了接管办法和继续投资50万两银资的建议，受到总经理宋汉章的赞同，并委托束云章负责接管主办，兼任该厂总经理，以推动纺织工业。束云章接手豫丰纱厂后，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各地新品种棉花，防止棉商杀价，抵制英日纱厂指使棉商抢购垄断，促进优良棉花的种植，保护了民族工业。到民国25年，全国改良种棉已能够自给供应500万纱锭。豫丰纱厂也摆脱困境扭亏为盈。
抗日战争爆发后，束云章奉命驻郑州代表总行主持华北各分支撤退事宜。将豫丰纱厂迁至重庆，并在合川设分厂。民国19年受命任西安中国银行经理，并在宝鸡筹备创办雍兴公司。在西北设立机械、纺织、面粉、毛织、化工、制药、制革、印刷、打包等厂10余爿。抗战胜利后，束云章任中国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在上海设总公司，以青岛、天津、沈阳设分公司。总公司拥有工厂86家，各地购棉运棉及营业机构30余处，有员工86000余人。民国35年，辞去中国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专营中纺公司。民国37年，任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会委员，在中纺公司任职由总经理改任常务董事。
束云章是丹阳纱厂、丹阳练湖农场的创始人。丹阳纱厂创办于民国35年4月，以其影响集股资本500万元，其中由中国银行的上海、南京、天津、西安4个分行和雍兴公司各出资100万元。是年春，束云章在丹阳设筹备处，亲自勘察设厂地点，决定在丹阳北门外征地300亩，建3万纱绽的丹阳纱厂。束云章任董事长兼常务董事，汪鸣玉任经理，易启荣任厂长。第一批从英国进口的1万纱绽于民国36年初运到丹阳，是年5月建成试车，并进行少量棉纱生产。第二批1万纱绽于民国38年初运达丹阳，由于解放战争形势急转，这批纱绽被转运至台湾。至建国前夕，丹阳纱厂固定资产为208.5万元（人民币），全厂职工有542人，其产品为20支棉纱。
束云章在筹建丹阳纱厂的同时，筹集资金，设立丹阳农村经济建设协会，从事优良种子、化学肥料的无息贷放，种植技术的指导，水利灌溉的设计等。
民国36年5月，束云章主持练湖浚垦委员会，筹募黄金1000两，作为建设练湖农场之经费。次年，练湖农场、渔场、水站、苗圃先后建成，灌溉农田达6万余亩。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束云章去台湾后，曾出任台湾中纺公司，雍兴公司、锦纶麻纺织公司、“中国纺织印染工业贸易公司”、“景美制衣公司”、“中国生产力及贸易中心”等诸多大公司董事长。1973年12月病故，终年88岁。
吕凤章
吕凤章（1915～1982年），丹阳人。镇江中学毕业后保送清华大学，毕业后赴德国留学，入阿亨工业大学，获德国国授工程师。民国27年（1938年）返国，初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及西北工学院，民国29年（1940年）受聘于中国银行投资之雍兴公司，随束云章开发西北，先后成立纺织、毛纺、机械、面粉、酒精、煤矿、运输等10余厂矿。1949年去台湾。1954年筹设生产嫘萦丝“中国人造纤维公司”。1962年又设立生产合成纤维耐隆工厂——联合耐隆公司。5年后，创设华隆公司，曾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纺织学会”、台湾区人造纤维制造工业同业公会、“中华民国管理科学学会”等理事长，及华隆公司、联合石油化学公司、华光工程公司等董事长。创办纺织月刊《新纤维》及编修<纺织手册》。1982年逝世，终年67岁。
汤铭新
汤铭新（1869～1942年），字西泉，小名连连，丹阳访仙镇人。清光绪间当过塾师，不久辞教经商，主理公益源染坊。因其经营有方，后陆续开办福生布店、公兴源南货店，入股恒生酱坊、太生木行，是当时访仙镇商界的名流。民国初年，被选为永济市议事会副议长。在此期间，他热心公益，为倡导九曲河拦水通航，在嘉山湾地段风山山麓建拦水闸。募捐不足，他解囊相助千余元。
民国26年（1937年）丹阳沦陷后，汤铭新搜集枪支雇人保卫地方治安。翌年春，主动与抗日自卫总团团长管文蔚联系，两次从盐栈助款1500银元，对常驻镇上的抗日自卫武装人员，每天送养经费20元。同年夏，抗日自卫总团改编为丹阳县游击纵队，后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炳负责部队财务，由于办公地点不固定，把部分经费存在汤店代为保管。汤不顾安危为部队采购军用布匹等物资。
民国28年5月27日，陈毅和邱东平等在汤家住宿，陈与汤谈论抗日形势，汤十分钦佩陈的远见卓识。陈毅为其孙汤通庆题词留念。抗战期间，许多抗日志士常住他店，其家成为抗日工作者的秘密联络站。民国29年清明节左右，抗日武装税工人员裴干臣至访仙镇办事，恰遇日军突然封锁镇口出路，挨户搜查。裴避人汤店，汤即将裴藏人家中夹墙，躲过日军两次搜查。
民国31年4月，日伪“清乡”队到汤的公兴源南货店，要强占商店后庭作临时用房，并直闯后院。汤挡在二道门，与敌人争辩阻拦时，血压突然升高，中风逝世。
四、英 模
蒋金柱
蒋金柱（1955～1979年），丹阳导墅蒋家村人。1976年3月入伍，在南京部队服役。1979年1月13日，由南京部队调到中越边境云南前线某部二连任班长。同年3月7日，蒋金柱所在部队接受收复148号高地的战斗任务。他所在排是主攻排，担任突击任务。战斗打响后，他带领全班战士英勇机智地抢占了越军一、二、三道堑壕。在攻占第四道堑壕时，他的头部被子弹擦了一道约13厘米的口子，当即昏迷。苏醒后，副班长叫他下去。他说：“我任务没有完成，不能下去。”说完，又和战友们扑向第五道堑壕。前进中，遇到越军火力阻击。蒋立即扔出手榴弹，勇猛跃人堑壕，一梭子弹，撂倒5个越军。战斗中蒋金柱多处负伤，左臂被子弹打断，又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看到越军的机枪还在疯狂扫射，便以惊人的毅力向敌人阵地爬去，用尽全身力量投出了最后一枚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重机枪，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通道，自己也壮烈牺牲。在他爬过的地方留下一条7米长的血道。部队党委根据烈士生前的要求，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央军委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烈士的忠骨被安葬在云南省金平县烈士陵园。
许杏虎 朱 颖
许杏虎、朱颖，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国《光明日报》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优秀记者，于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凌晨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的导弹袭击中不幸遇难，以身殉职。
许杏虎（1968～1999年），丹阳河阳后北洛村人，牺牲前是《光明日报》驻贝尔格莱德首席记者。他1980年9月至1986年7月就读于丹阳县北陵中学和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1986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业。在学好塞语的同时，还掌握了英语读写能力。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国际部。在校时，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待人热诚，年年被评为优秀班干部；到了新闻岗位上，他以谦逊好学，勤恳工作，默默奉献的精神赢得了同事的信赖和敬重。后来还赴南斯拉夫进修塞语。他的爱妻朱颖（1971年11月2日～1999年5月8日）。她严于律己，热爱劳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1986年9月考入山西重点高中——太谷一中，1989年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工业艺术工程系学习。1992年8月分配到北京新世纪信息纸厂，94年初调入《光明日报》社广告部任美术编辑。
她充分利用所学美术专业知识，做了大量的广告版面编辑和广告设计工作，取得优异成绩。她为《中华读书报》设计的形象广告，获得1994年首届“敬业杯”全国报纸优秀广告评选优秀奖；为《书摘》杂志设计的形象广告获1995年第二届“昆仑杯”形象广告奖，为《光明日报》“中华好风尚”活动设计的公益广告《一滴水》、《-棵树》，荣获1996年第二届全国报纸广告比赛三等奖。
1998年7月，许杏虎受报社委派，任驻贝尔格莱德首席记者，偕妻朱颖同赴南联盟工作。在血肉横飞的轰炸现场，夫妇俩不避风尘，不畏艰险，深入火线，笑对死神并肩作战，采写出近百篇极有价值的稿件和照片，发回了浸渍着火药、交织着血腥味的《战地日记》，表现出共产党人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中国新闻战士忘我的情怀。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矛头指向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罪恶的导弹夺去了他们俩年轻的生命。
许杏虎、朱颖牺牲后，举国泣奠烈士英灵，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总部分别为烈士降半旗志哀，世界众多国家的领导人、进步组织、友好人士等函电深表痛切。是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尉建行、李岚清等人亲临《光明日报》社沉痛悼念英雄伴侣——许杏虎与朱颖，并赞其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和骄傲”。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大会，欢迎大使馆工作人员，对外交战士不畏艰险，忠于祖国的献身精神进行表彰，批准许杏虎等三位记者为革命烈士。14日晚，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正式会议，通过正式声明，到会代表全体肃立，向烈士默哀。16日，中宣部、中记协召开学习革命烈士英雄事迹大会，中国记者协会授予许杏虎等三位烈士“人民的好记者”光荣称号。20日，丹阳市在河阳镇后北洛村召开许杏虎、朱颖烈士追悼会，中共江苏省委领导、镇江市和丹阳市领导等1万多人参加。
附：
南社中的丹阳人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成立的著名文学团体，由陈去病、巢南、高旭、柳亚子等人发起，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公祠正式成立。陈去病云：“南者，对北而言，寓有不向满清之意”。柳亚子言：“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志了。”盖社名取“操南音而不忘其旧”，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之意。
南社开始成立时，有来宾2人，社友17人。其中多为同盟会成员，其后社员达千余人。辛亥革命后，部分成员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民国12年（1923年）因故停止活动。之后，柳亚子发起组织“新南社”。南社社员所作诗文辑为《南社丛刊》，共出22集。新南社出版了一期《新南社社刊》。
南社社员几遍全国各地，但以江苏、浙江两省为多。丹阳籍参加南社者先后有15人，其成员有：
林懿均，字力山，又字立山，号盖天。清末曾留学日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宏文馆师范科。林在日留学期间曾加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1909年，参加南社，为南社第一批社员。
姜可生，原名□，字君西，号杏痴，杏泪，别署海棠，阿棠，慧禅，慧矩诸名，与其兄姜若，皆有才名，曾任《生活日报》主笔，为南社早期社员。其书斋取名“龙训室”。遗著有《怀人集》、《剑胆箫心》、《春闺梦》和《偷儿日知录》等。
韩苏，字觉哉，号笔海，清末曾自费留学日本。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实科学校，为辛亥革命前入社的老社员。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协同吕凤予先生创办丹阳正则女子学校，开启丹阳女子教育新风。此后，韩曾任丹阳县中学校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和丹阳县副县长等职。 张素，字挥孙，号婴公。清光绪壬寅科举人。擅诗词，文名亦著，科举废后入南菁书院研读新学，潜心时务政事。曾执《南方日报》、《新闻报》主笔，并为上海交通银行编写行史史稿。与姜若相友善，二人同时参加南社。抗日战争时，避乱居沪，不久，归里病殁。
姜若，字参兰，号胎石，又号枕仙，别署证禅，与弟可生俱富文采，为士林名宿。其遗著有《胎石六十自述》、《四依词存》等。
姜若从事地方行政多年，先后曾任丹阳、绍兴、武康、镇海、宁波、奉化和嘉兴等县县长。
胡允恭，字尹阶，一字寅阶，号畏庵，丹阳巨绅，曾任江苏省咨议局议员等职。
此外，丹阳籍人参加南社者尚有王立佛、林素瑛、林梧、束咏功、魏仲冀等。
民国25年（1936年）2月，南社在上海举行纪念会和聚餐会，丹阳与会者还有董肖骞、
韩景琦、刘哲民三人。
黄埔军校的丹阳学子
黄埔军校于民国13年（1924年）5月成立，是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创办的军事学校。民国14年起，先后在潮州、南宁、武汉、长沙设立分校。民国十五年三月，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又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叶剑英、聂荣臻等曾在黄埔军校任职。该校大多数学员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先进分子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在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成为骨干力量。
丹阳县早期的黄埔军校学生，基本上都集中在吕城、运河、访仙地区。参加第一期学习的有吕城镇河北行政村的眭宗熙、运河镇大家庄的杨治；第三期的有吕城镇花家行政村大蒋自然村的蒋紫来、蒋庚保和访仙的刘光汉；第四期的有吕城镇的贺钺芳；第八期的有吕城镇壁庄行政村的黄宽和运河镇丛杨行政村蒋家自然村的印作民。
第八期以后，丹阳的黄埔军校学子鲜有所闻，其主要原因是黄埔军校于民国17年3月移址南京后入学条件较高，须具备高中毕业或肆业的文化水平，还需有两个国民党军队中的将级军官作保人，方可报名经考试进入该校。
丹阳的黄埔军校学予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进校的。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前线部队的伤亡较多，后方部队亦需增加，对军队下级军官需求量大幅度加增。因此，军校不得不降低要求，吸收社会青年进行培训。使当时的军校规模空前扩大，除成都军校外，还增设分校7个，并设有总队数十个。此时，丹阳参加军校的社会知识青年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丹阳沦陷后流亡到后方去的社会知识青年。这些青年大都是初中毕业或肄业的学生，他们抱着抗日救国的信念而进入该军校，成为军校的十五、十六期学生，毕业于十四期的只是少数人。毕业于十五期的有城镇的夏锦芳，毕业于十六期的有吕城镇花家大蒋自然村的蒋秋儒、运河的张步云、城镇的李友海等。另一条线是在丹阳沦陷后于民国28年和29年，分两批奔赴蒋管区进入军校的。其中，以民国28年的一批人最多，约有40余人。他们先到达屯溪，入编后辗转至贵州独山，后正式成为第四分校的学生，至民国31年才毕业。现在陵口的郦开元、里庄的黄靖文等都是这批毕业生中的仅存者。第二批约有10多位社会知青，时间为民国29年。
他们在溧阳戴埠考入第六分校，后赴桂林受训两年，至民国31年秋毕业。此外，还有少量的三分校十七期毕业生。第十九期的毕业生有里庄的金铁铮（玉波）、陵口的卢锁坤等。 另外，在抗日战争期间，丹阳还有一些社会知识青年进入国民党的“战干团”受训，这些学员相当于军校的十四、十五期学予。
丹阳第一期至第八期的黄浦生，都是在抗日战争前进入学校的。这些学子毕业后在抗日战争中大都为民族救亡作过贡献，有些已晋入了较高的军阶。其中，吕城的眭宗熙在抗战中
已是少将，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八十七师政训处处长，在抗击日军中，浴血奋战，牺牲于“八·一三”上海战役；其他如访仙的刘光汉曾任常德市警备司令，吕城的贺钺芳曾任过少将副师长，吕城壁庄的黄宽曾任过团长，运河蒋家的印作民曾任过江南行署第一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丹阳县县长。
后期的丹阳黄埔生，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大都是下级军官，尉官较多，校级以上极少。他们起初多少带有一些爱国心，为了抗日而进入军校。抗战结束后，其中确有不少人脱离国民党军队，不参加内战而回到家乡。有的改行就业，也有的倾向革命并为革命多少做了些工作。但也有些留在国民党军内参加内战，在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访仙的刘光汉就是其中之一。
岁月流逝，这些黄埔学子今尚在人世的已为数甚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为他们记上一笔，所需记的内容应是为民族危亡而献身的精神，尤其是像吕城的眭宗熙这种黄埔生应永载史册。
